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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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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妍  

80后,生于小平故乡,读于小平母校,后转入李鹏夫人之母校继续就读,故常自认有伟人他媳妇之气质。无奈造化弄人,只得转入评论与众男人们抢口饭吃,笃信定能在评论中发散女性之魅惑。现供职于重庆某报社,任评论员兼评论编辑。 本博客皆为个人原创文章,保留版权,转载请告知。 邮箱:laoji0073@sina.com 约稿联系可留小纸条或QQ:6432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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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海”官员:时代弄潮儿还是权力裸泳者  

2013-10-12 09:43:4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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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妍  《瞭望中国》第218期专稿


下海,一个顺应潮流、颇具时代色彩的旧词,如今却在制造逆流的风景。最近,广东两位官员的下海转型之路颇受瞩目:一位是警界“新星”、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陈伟才辞去公职,加盟格力成为副总裁;另一位是拥有产业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广州南沙区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孙雷辞职从商,变身为杭州传化科技城有限公司总裁。


突然复兴的“下海”,让人想起上世纪90年代初风起云涌的公务员“下海”潮。彼时,市场经济繁荣初现,一些政府、企事业单位人员纷纷放弃传统体制内的职位,转而拥抱另一种自由开放的体系,他们或经商创业,或入国企搅动改革,或进入农村承包单干,或成为个体户,转身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世易时移,时代在转型中剧变,未来越来越难以预期。为了收获内心的笃定与安稳,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眷恋海洋里乘风破浪的冒险,而是开始迷恋岸上的风景:人们纷纷从海里登陆上岸,争相挤上体制内的独木桥。这时,逆流而行、仍然执着地往海里跑的人,就显得格外另类。

这种另类不仅在于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下海”,似乎格外需要脱离稳定体制的“勇气”,还在于人们对官员“下海”总有一股挥之不去的疑问:“下海”究竟是个人与市场自由的双向选择,是官员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过程,还是权力为了变现期权利益,洗白“赃款”的手段?为何只见政府人才流向民营企业,却少见双向流动?官员“下海”究竟该怎样回归程序正义,既确保那些真正具备才华的官员到市场海洋中自由遨游,又避免那些“问题官员”把“下海”当成遮丑的掩体?官员下海的潮流中,究竟谁是权力的裸泳者,谁才是时代的弄潮儿?


官员下海,各有沉浮

与改革开放初期风起云涌的官员“下海潮”不同,如今的官员“下海”似乎常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

曾做过官员“下海”调查的记者章敬平就在《权变:从官员下海到商人从政》一书中就提到:游走在政商两界的人们经常会发现,私底下议论最多的,总是公开场合中竭力回避的,比如官员下海。他对2000年前后的浙江官员下海热进行追访时就发现,浙江官员下海主要有两类四种人:仕途有成长空间但主动选择新生的人;仕途有成长空间但感觉疲惫的人;仕途已无成长空间工龄满30年可以提前退休的人;仕途没有成长空间犯了错误的人。

不管“下海”是出于哪一种原因,从人才自由流动的角度来说,官员辞职从商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应该获得肯定。有专家就认为,如今国内“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人才单向流动的现象盛行,不应只是企业人才流向政府,同时也要有政府人才流向企业,这样才更有利于人才的优化配置及政府和企业的发展。

这种观点与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看待官员“下海”的想法不谋而合:如果大量人才聚集到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市场观念就会越来越淡薄,懂经济的人才就会更加匮乏。鼓励官员“下海”,既可以解决市场内的人才问题,又可以让更多官员从此改变观念。

但并不是所有官员下海后,都能如人们想象般在市场中乘风破浪,羽扇纶巾间意气风发——海水的味道其实是咸的。官员下海后,多数人的状态是“准成功”,而要真正破茧蜕变为“成功人士”,大多要经历从机关“天堂”到私企“地狱”的坎坷旅途,当然,触礁呛水者也不乏其人。

 浙江一名省直机关的科技处处长下海后,当他的人力资源优势逐渐衰落,对私营企业的价值差不多已所剩无几时,薪酬福利等不能兑现的冷冰冰的事实,让他无奈离去。在一些私营企业中,一些官员“下海”不久,便在好几个营地做了好几回“三姓小儿”的也不乏其人。

  有下海官员就认为,大凡下海者,仅仅脱掉体制等有形的“靴子”是不够的,还要脱掉无形的“靴子”,也就是“官念”。不明此理者,贸然试水,自然会无可避免地触礁而退。


官员下海之惑

任何事情都存在A面与B面,官员“下海”亦如是。官员辞去公职下海,尽管被一些人解读为是正常的社会流动,是“良禽择木而栖”的职业自由选择,它甚至能够破除“官本位”,弥合公务员几乎没有“退出制”的“缺口”,撬动死水一潭的公务员职业僵局,但更多的公众也看到了“下海”的B面。

很多时候,官员离职“下海”,并不等于完全“净身出户”。他们的人脉关系未断,权力余温尚存,即便辞官,剩余价值犹在。事实上,在国内特有的语境中,“人脉”、“关系”等词汇,本身就意味着某种暧昧难明的能量。一些官员正是利用了这种权力能量,在位时对资本进行长线投资,在政策与资源上对企业进行倾斜,通过各种方式为企业经营铺路搭桥,而辞官下海,无非只是通过期权回报的方式将权力兑现。即便在位时他们与企业并无过多瓜葛,但由于权力枝蔓起作用,权力的辐射力依然能够为企业带去丰厚利益,企业自然会“投桃报李”,为“下海”官员带去丰厚回报。

事实上,官员“下海”这一现象,很多时候已经逾越了“人才自由流动”这样简单的命题。在利益回避机制欠缺的当下,很难说,官员“下海”的华丽转身,其流动程序不存在瑕疵;在权力枝蔓横生,存在强大辐射力的当下,官员下海是不是为了实现资本与权力的互换,用权力余热为企业争取市场,为个人谋得利益,会不会损伤基本的市场公平、社会公平原则,也让人们疑虑。

若说广州博士官员“下海”,还是学者型官员主动辞去公职奔向市场,尚有职业自由选择的气息;那么一些退休官员卸任后,没有告老还乡去安养晚年,而是“发挥余热”,从官场挪到商界,到资本那里收取高薪回报,这种行为就更让人们感到惊疑不定。前段时间,退休高官出任独董一事就曾引发广泛争议:一手拿着纳税人贡献的俸禄,一手拿着上市公司的丰厚年薪,这样的行为能否经得住法律制度上程序正义的拷问?是否有瓜田李下之嫌?是否会对市场公平带来破坏危害?

有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末,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有768家聘请了前政府官员甚至现任官员作为公司高管,前官员总数达到1599人。副部级以上的退休官员,在A股上市公司担任独董的不少于20人。这其实也在说明,“下海”官员似乎拥有广阔的“市场”。企业如此青睐离职或退休高官,背后是否还有更深的猫腻?

不透明的权力运行环境下,这些疑问,只能始终在人们心中盘旋,云遮雾罩,挥之难去。


裸泳还是弄潮,只在“透明立规”一线间

要回应公众质疑,回答人们的疑惑,首先当然需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透明立规,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如此,权力才不会在岸上与海里恣意游荡,随意破坏法律规则与社会公平。这既是公众对权力透明运行、社会公平的期待,也是在保护那些公私分明、真正具备才干的“下海”官员的清誉。
  
一个正常的社会,理应给各行各业的人才自由流动的机会。诚如一些专家所言,官员“下海”在美国等地非常常见。但这种常见的“下海”之所以鲜见质疑,就在于它运行的前提是权力清单毫厘不爽、公私领域泾渭分明,所有的一切必须运行在强有力的规则中。比如,一些国家立法对离退官员从商的领域和进入商界的时间进行了严格限制,有的则明确规定公职人员离职或退休后不得代表企业,为与他在政府任职期间职务范畴有关的事宜,而出现在相应政府部门、机构或法庭上,以此杜绝任何潜在的灰色交易。

事实上,我国并不乏类似的规定。比如《公务员法》就规定: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很多官员的“下海”行为已经明显违背了这条准则。空有规则,却鲜见责罚,这不能不说是监管的遗憾。或许,规则与监管之所以难以落地,与权力运作不透明也不无关系。笼罩在众多“下海”官员身上的谜团足以说明,如果官方总对“下海”官员的情况三缄其口、讳莫如深,官员信息做不到起码公开,公众连他们的去向都无从知晓,又怎么能够了解下海官员新入职的行业和曾经的权力运行范围是否有关联?如果这些都不能在透明中厘清,又如何算清离任官员的经济账,如何知晓头戴红顶的“下海”官员是否会舞动权力长袖,运用非正常手段挤走竞争对手,破坏起码的市场公平?

时代发展需要打破常规,逆流而行,勇于乘风破浪的弄潮儿。但规则不立、阳光无法穿透权力运行的铜墙铁壁,权力者便会肆无忌惮地在潮水中裸泳、浑水摸鱼。对“下海”官员来说,成为弄潮儿还是裸泳者,全在透明立规这一线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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