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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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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妍  

80后,生于小平故乡,读于小平母校,后转入李鹏夫人之母校继续就读,故常自认有伟人他媳妇之气质。无奈造化弄人,只得转入评论与众男人们抢口饭吃,笃信定能在评论中发散女性之魅惑。现供职于重庆某报社,任评论员兼评论编辑。 本博客皆为个人原创文章,保留版权,转载请告知。 邮箱:laoji0073@sina.com 约稿联系可留小纸条或QQ:6432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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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到底为谁而战?  

2013-09-14 22:27:0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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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妍  《阳光》第154期  专稿

 

城管与小贩间的“猫鼠游戏”,隔三岔五就在城市上演。在这场城市市容管理与底层小贩生存权“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游击战争”中,夹杂着冲突与暴力,充斥着争议与论争。

假如没有城管会怎样

城管和摊贩的冲突,几乎已经成为人们日常关注议题的高频词。因为事件多涉及暴力执法、流血冲突,城管在老百姓口中几乎快成为“地痞流氓”的代名词,呼吁“废除城管”的声音也此起彼伏。

2012年北京市的“两会”上,针对部分政协委员提出的城管执法存在的问题,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回应称:“全国还没有统一的关于城管的法规,城管一度成为调侃对象。但撤销城管行不行?调研显示,86%的市民不同意撤销城管,认为一旦撤销会有更多问题。”86%不同意撤销城管,这是北京当时的调研结果。

但一年多后的现在,或许因为城管执法暴力冲突事件难有改观,或许因为调查对象的样本有所不同,再次针对“是否该撤销城管”做调查,如今有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近日,网络上一项关于“城管存废”的调查结果显示:参与投票的29043个网民中,40%的人认为,城管制度应予以废除,但也有41%的人更赞成城管的改革。

那么,一座城市究竟需不需要城管,城管究竟该是存是废?城市没有城管会怎样?河北元氏县城管的死与生,或许能够为“城管存废”之争提供一些镜鉴。

河北元氏县没有城管的状况仅持续了7个月。在这7个月间,县城鑫丰商厦门前的广场上,小商贩的三轮车一字摆开,将广场围得水泄不通。有卖冰糖葫芦的、炸鸡柳的、台湾烤肠的,还有卖陕西凉皮、蒙古奶茶、白吉馍夹肉、煎饼和烤红薯的,俨然一个“中华小吃大全”。元氏县的长春路步行一条街,慢慢地成了县城“批发一条街”。一辆辆农用机动三轮车横在马路中间,一条由农用机动三轮车组成的小商品摊位连成了一条望不到头的长龙,将长春路一分为二,过往的人群不得不在间隙中找到空间……

“没有城管怎么行?太乱了不好,不方便。”当地一位老人这么说。距离元氏县城管被撤销大约7个月后,在县城北边一条荒凉的街道上的一间民居里,城管大队的招牌又被悄悄挂起。

对于“取缔城管”,或许正如中国城市管理协会会长罗亚蒙所说的那样:“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市长敢做这个尝试。我敢说,只要城管放假一周,彻底放开,许多城市地段都将陷入车难行、人难走、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的瘫痪、半瘫痪状态,大多数市民都将无法正常工作生活。”

城市秩序管理与底层生存权的平衡

正如元氏县城管的死生故事描述的那样,一座城市不能没有进行秩序管理的城管。但城市的复杂与开放性同时又决定了,城市不可能像自家客厅那样一尘不染,城市生活的丰富多姿也决定了城市不应该只是机械化的整齐划一、纤尘无染。城市管理当然需要保障城市的基础功能设施健康运行,比如交通行车权、行人路权,但城市管理同时也必须以民生为本,在市容与繁荣、脸皮与肚皮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对那些在与城管的“游击”中艰难生存的底层摊贩来说,他们不应该成为城市生活的“偷生者”,而更应该在城市中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就像一位小摊贩说的那样:“社会的和谐应该是广义的,而不是一个阶层的和谐。富人觉得车多了,马路就得修得宽宽的;觉得房子小了,就得换个大的……穷人总是给富人让路,但穷人也要生存!”

说白了,如今城管和小贩的矛盾,很大程度就是城市规划与底层劳动者生存权利的矛盾。城管和小贩的问题,本质上是城管局长给规划局长“擦屁股”;小贩的抗争,也是争夺城市生存空间的斗争。一座城市市容良好的标准,是不是一定是整齐划一?在规划时,是不是只需要考虑富人需要,修建大商场、大楼盘、大马路,而将小摊贩、小菜场视如敝履?现代化大城市的标准究竟是什么?整齐划一、纤尘不染的城市是不是一定是市民想要的城市?城市规划究竟是该以机械化的审美为标准,还是应该以老百姓的生活便利为依据,同时给底层小贩以生存空间?

倘若以上问题不能进入城市管理的议事日程,或许,城管与小贩的争斗注定无解。

城市管理“曲线救国”之策

城市管理的目的,需要管理者去反思。但城市规划是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规划改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那么城管能不能在现有的空间内争取主动,化堵为疏?

前段时间,《湖南日报》报道了80后城管李特事迹:在长沙市望城区,瓜农摆摊占道,多次引发交通事故,上级要求取缔,瓜农不肯走。怎么办?李特多次与领导沟通,决定由政府出资,帮瓜农搭棚卖瓜,“叔伯们,进棚里卖瓜吧!”

当个体努力向善的力量,能够间接影响到制度,或许,类似李特这样的好城管将不再是可遇不可求,到那时,城管与摊贩的关系,也将不再是水与火,而是水和鱼的关系。

近年来,各地城管部门按照“疏堵结合、以疏为主,区分地段、定时定点、宽严适度”的工作原则,建设了数以万计的便民市场疏导点,促进流动摊贩规范化。比如,山东聊城城管近两年集中为摊贩建设了17个便民市场;杭州千岛湖把豪华写字楼一层设为免费便民摊点;四川岳池城管还帮助指导摊贩实行“自治”……这些,都取得了城市秩序管理与底层小贩生存权“双赢”的效果。

罗亚蒙就称,未来城市管理的方向应该推行“自治”。包括城管在内的政府部门应该把商贩们组织起来,指导商贩们实施“自治”,这种自治可以是地域性的,或者是行业性的。目前来看,政府管的还是比较多,未来的一个方向是政府的强制力应该弱化,自治组织的集体约束力应该强化,个人遵章守法的自制力也要提升。

当城市给小贩充足的生存空间,小贩自治也可能成为城市秩序管理的一道风景。比如在四川岳池城区新风巷,这里的菜贩有自己自行制定的自治方案:在街道两侧划出白线,菜摊不能跨越白线;菜摊周边有垃圾,菜贩立即扫走;清扫垃圾的扫帚、撮箕,由大家按月轮流提供;不得高声喧哗……新风巷菜市不足10米宽的街道里,两旁100多家菜贩沿着两侧的一条白线一字排开,全长约100米的街道,竟没有一家菜贩越过白线。菜贩们互相监督,自治的效果比城管派人管理要好很多。

个体充分自治的前提,是城市给小贩留出足够的生存空间。城市不能在小贩生存空间不足的情况下,动不动就对他们“围追堵截”,相反,城市管理者需要更多地倾听他们的声音。对此,有人曾呼吁,每个城市的城管局长应该进入市政府城市规划委员会,参与城市规划决策——这其实正是城市规划吸纳市民、底层小贩声音的重要过程。事实上,有不少地方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这样,一些市政的问题在规划层面可以得到提前解决,比如规划中基础服务设施的完善,给小贩预留生存空间等。

对任何城市来说,只有城市管理者的治理思路发生转变,明白城管究竟是为何而战,明白城市管理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今日城管执法的窘状才可能得以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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