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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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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妍  

80后,生于小平故乡,读于小平母校,后转入李鹏夫人之母校继续就读,故常自认有伟人他媳妇之气质。无奈造化弄人,只得转入评论与众男人们抢口饭吃,笃信定能在评论中发散女性之魅惑。现供职于重庆某报社,任评论员兼评论编辑。 本博客皆为个人原创文章,保留版权,转载请告知。 邮箱:laoji0073@sina.com 约稿联系可留小纸条或QQ:6432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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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6.29七日评:冰火两重“临时工”  

2013-06-30 22:12: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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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员
□陈方    (《燕赵都市报》评论员)□李妍  (《重庆时报》评论员)□周东飞 (《潇湘晨报》评论员)
□傅达林 (西安政治学院副教授)
“临时工”的概念因何“复活”
    陈方:7月1日起,新《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临时工。比如,临时工能不能和正式工同工同酬?先不说新《劳动合同法》对临时工能不能庇佑,单说临时工,在神州大地上已经算是一个神奇的工种,动不动就以“替罪羊”“挡箭牌”的身份出现。所以,现在一提到“临时工”,绝对是个热门词汇,有了特殊含义。临时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不知道几位有什么样的直观认识?
    李妍:临时工进入舆论视野,最主要的因素就像陈方刚才说的,几乎成了“替罪羊”的代名词。野蛮执法是临时工干的,公文造假是临时工造的,强拆民宅是临时工干的……不过,临时工的这种神通广大,不能证明他们多么厉害,而是恰恰反证他们权利多么贫弱。因为掌握话语权的人,总是能够把责任推到他们身上,让他们成为“替罪羊”。
    这只是一方面,在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另一种更熟知的场景:在用工领域,待遇、福利、责任内外有别的“正式工”、“临时工”用人双轨模式长期存在,也就是俗话说的“同工不同酬”。
    周东飞:我不太赞同李妍的看法。尽管都叫临时工,可这两种临时工绝对是需要区分的。公共部门里的“临时工”,名为“临时工”,在法律意义上却是正经八百的合同制。他们的“临时”性是跟“编制”对比出来的。别人有公务员或者事业编制,他们没有,所以就被称作“临时工”了。而企业部门里的“临时工”,这才是真真正正的“临时工”,规范名称叫“劳务派遣工”,也就是说不是这个单位里的人,只在这里干活,真的很“临时”。
    傅达林:这一次临时工概念的“复活”,是在官民矛盾冲突的背景下出现的,人们在关注其“顶包”、“挡箭”的同时,也对这个群体的生存境遇表达了关注。对这个群体的认识,我大体同意东飞的划分。而且,我也更关注公权力部门的那一撮。关注他们的目的体现在,这些临时工进入执法体系中,本身是危险的,可能导致权责不一致,甚至造成执法权的失范,这对公民权利是有危险的。
    而企业中的临时工,实际上一直都存在,他们此次被引起关注,是好事,因为他们的权益,总是在纸面立法的背后,处于被遗忘的角落里。这也是我们对新《劳动法》实施的期待。
    陈方:对,这两种临时工,舆论必须同时关注,不可偏废。
    李妍:关注政府部门的临时工现象,是因为执法权属于强制行为,某种意义上,它会对公民的财产、人身等各种权利形成“合法侵害”。这种情况下,对执法者本身的要求就应该非常严格。但我们现在常常看到,一些公权部门,大量招募雇用“临时工”,比如城管等,很多来自社会底层,教育水平不高,个人素质不齐,要这样的群体直接参与执法,做到恪守法治底线,冷静克制地执法,几乎很难。
    企业当中的“临时工”,我们对他们的关注,更多出于每个人对公平、个体价值的最朴素认知。一个人到菜市场去,知道品相相同的西红柿不会出现两种价格,凭什么在劳动力市场,同等素质的劳动者从事同样的工作付出同样的劳动,劳动价值却不一样呢?
    周东飞:我还是继续说观感吧。一些政府部门的临时工,给民众留下不好的印象。大家可能已经不记得一个叫“联防队”的专用词汇了,说穿了,它就是上个世纪末治安部门的临时工。有个习惯性的说法,叫做“初衷是好的”。组成联防队,据说初衷也是好的,就是帮助治安部门维护社会秩序。可是事情发展的结果却是,这些临时工自己成了危害社会治安的毒瘤。罚款养人,养人罚款,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最明显。结果,导致了全国范围的整肃和取缔。
    傅达林:我很理解东飞的感觉。一些临时工执法,之所以引起公愤,主要还是源于他们的素质,他们要么来自体制内的一些关系户,要么来自最基层,一旦处于执法的地位,首先想到的就是耍威风。
“临时工”的数量缘何泛滥
    陈方:从为单位“顶包”的临时工,到因没有编制中暑死亡无法获得赔偿的临时工,临时工可真是一个多啊!
    李妍:政府部门为什么需要临时工?首先,在很多特定岗位,比如一些服务型岗位包括执法岗位,确实需要人来做事,可是政府公务编制就那么多,事多人少,怎么办?请临时工,也就是通常意义上说的编制外员工。
    傅达林:我插一句啊,其实这里有个背景的,近年来随着行政法治的发展,立法对编制进行从严控制,但是一些部门承担的社会管理事务并没有减少,所以雇佣临时工代替正规的执法人员。久而久之,甚至形成了严格的分工:脏、累的活都让临时工干,正式的公务执法人员则坐在办公室。比如派出所,每个管段民警都没有协警,量很大,财政负担不起,就从罚款里自筹,这必然带来更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对政府部门和公共财政负担的单位,是否真的有必要雇佣如此多的临时工,应好好较真一番。
    周东飞:对公共部门来说,权力总是倾向于自我膨胀的。权力的膨胀,表现在捞取更多的权力,也表现在划分出更多的机构。一个城管执法队,本来只有10个人,看上去很没有气派。怎么办?分成5个中队,一个中队2个正式工,然后每个队再招10个临时工,这样队伍扩大了,声势出来了。
    企业的情况也一样,不过,企业的算盘是倒着打的。企业家要考虑人力成本,这个成本越低,他赚的钱就越多,怎么办?“高福利”的正式工人少招几个,大量工人都用劳务派遣的临时工。这样,一个正式工的工资,可以用来招5个乃至10个临时工。
    傅达林:公共机构中的临时工多,是因为正式编制卡死了,所以临时工难免泛滥,其背后的原因也正是东飞说的权力扩张。因为公共组织的扩张通常都会增加其领导者的权力、收入和声望,因此他们鼓励扩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从临时工身上发现了“甜头”,用纳税人的钱,雇佣临时工干自己的活,多么划算的“买卖”!
    至于企业类的临时工之所以多,关键还是劳动力市场比较饱和,而在《劳动合同法》等法律规范下,资方为了减轻自身负担,就大量雇佣临时工。
    陈方:临时工其实古代就有。查资料看到,宋朝王安石改革,将一部分由老百姓承担的无偿徭役,变成了雇役,老百姓出钱交给政府,政府拿出其中的一部分,向社会雇佣一些乐于从事此种工作的人打杂跑腿。到了清朝,这类打杂跑腿的活计,基本上都是雇役。按照清朝的规定,这些衙役的数量是相当有限的,一个县正式定额是以八十名为限,当然有的地方在册衙役达到一百来人。实际人数远远超过定额。超出定额的,叫做“帮役”或“白役”,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临时工。
    李妍:陈方的例子说明,古代社会临时工就开始泛滥了。如今,我们身边的临时工越来越多,有时候我真的比较好奇,比如香港,有没有临时工呢?一查,还真有。
    政府“临时工”在香港同样数量众多。港府公务员事务局去年就表示,截至2012年6月30日,港府各级部门共聘用14535名全职非公务员合约雇员。为控制政府雇员数量,港府定期检讨以公务员职位取代非公务员合约雇员岗位。香港政府为什么也需要临时工?因为他们自1999年就推出非公务员合约雇员计划,目的是为部门首长提供灵活的方式雇佣人手,以便迅速调整不断转变的运作和服务需求。但为了控制政府雇员数量,港府会定期检讨哪些雇员职位较适宜由公务员执行,是不是真的需要那么多人手,有关岗位也会逐步被公务员职位取代。这个经验值得借鉴。
    傅达林:例子真好。不过我们谈了那么多问题,而就临时工本身而言,其存在却并非“怪胎”,恰恰是劳动力流动的正常现象。现在我们出现的这些问题,是因为其中法律调控手段不强。政府中的临时雇员增多,关键是没有法律约束。现在谁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这样的临时工。由于临时工的开支是纳税人的钱,一个行政部门,到底需不需要临时工,需要多少临时工,都应当取得纳税人的同意,也就是说要上升到立法规范的层面。所以临时工一头关系到纳税人的负担,另一头又关系到执法权的行使,必须通过行政组织法进行规范,规定他们的职权、责任及与部门的关系等等。
    我觉得公权力部门的临时工,关键问题是涉及到行政权力,其究竟有没有私自雇佣临时工的权力?这是法治社会必须厘清的。而企业的临时工,关键问题是权益保障机制,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背景下,如何从根子上让《劳动法》“硬起来”,这一直都是我们国家法治中的一条“软肋”。
政府部门中的“临时工”该不该彻底取缔
    周东飞:对于政府部门的临时工问题,我的态度是坚决取缔,尤其是执法岗位,如果确需人手,那就不妨扩大职位名额。但如果我们严肃认真考察,这种真正需要扩大的时候并不多见。比方说,需不需要那么多的城管?城市里摆几个摊点,会不会天都塌了,根本不会。
    李妍:公共岗位是否真的需要那么多人手,还是要定期地测查,随时调整。
    傅达林:这方面,聘任制公务员制度有一定的空间。
    周东飞:执法类公务员可以采取聘任的方式,全员的聘任,一旦有编制就想甩手当贵族,这不行。临时工为什么头破血流也要冲在前面,就是要表现啊,怕没饭碗啊。这种不拿法律当回事,不拿百姓权益当回事的态度必须否定。但是,出力干活的态度还是值得正式工们好好学习一下的。所谓鲇鱼效应,就从执法类聘任制公务员开始。
    傅达林: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法律规范上来。公共机构中的临时工,是否有必要一律取缔,可能需要慎重考虑,关键是要对雇佣的岗位、人数、职责等进行立法规范。有法律专家认为这个立法难度很大,因为地方各个部门需要多少不好衡量。但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比如南京等一些地方,就规定雇佣的临时工人数不能超过10%。我认为可由地方人大出台规定,对整个政府的雇员作出限定。在这个范围内,各部门按照岗位需求进行合理分配。除了人数,还有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明确哪些岗位可以雇佣临时工。从正当性上讲,临时工应主要用在辅助性岗位,一些正式的执法岗位则不能雇佣,这个不能随意,否则就会侵犯了相对人的权益。
    陈方:昆明已经开始对临时工执法说“不”了。
    周东飞:在中国特色的法治社会,还是少开口子最好,所以我还是赞成一刀切地取缔执法临时工。
    傅达林:我觉得执法岗位上的要坚决取缔,但其他辅助性岗位上的有保留的必要。从可行性上看,一刀切可能很难。
企业中的“临时工”权益能不能彻底保障
    陈方:政府部门的临时工到底该不该彻底取缔,确实很有争议。不过,7月1日,《劳动合同法》的修正案正式生效,对于企业临时工们来说,这是保障临时工权益的一件大事。
    周东飞:但这也仅仅是大事而已。立法是一回事,执法是另一回事。这次修法好不好?太好了。过去实践中出现的劳务派遣问题,基本上都有了堵漏洞的法条。比方说,法律要求同工同酬了,劳务派遣工的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都明确了,开办劳务派遣公司要行政许可了,都不错。可有了这些法条,以往的那些问题就都能解决吗?不见得。因为执法能不能到位,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同工同酬说起来太简单,临时工要和正式工拿一样的工资福利嘛。根据派遣的规则,正式工人的福利,临时工是拿不到的。那么,规避的办法就出来了。高福利低工资,说起来也是同工同酬,但事实上依然是不平等。
    傅达林:执法不到位的原因,一是劳资不对等,劳动者处在分散的状态,无法组织起来与违法用工企业抗衡;二是地方政府不能严格执法,还是利益,因为地方财政来自企业纳税,不敢得罪企业,临时工权益也就算不上什么大事了;三是救济机制太弱了。如果政府执法不中立,一般还有司法机关来纠偏,但地方司法也是服从地方利益的,对于劳动纠纷多敬而远之。所以要改变执法现状,需要下很大的工夫。
    李妍:企业当中的临时工现象,其实最多的就是劳务派遣,劳务派遣是法律认可了的,在之前的《劳动合同法》就已经明确“劳务派遣一般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劳务派遣本身其实并没有什么问题,它能够满足企业弹性灵活用工的需要,但在现实操作中,劳务派遣却被滥用了。
    欧盟各国、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其实也有劳务派遣这个概念,但是为了避免用工单位滥用劳务派遣,避免劳务派遣冲击甚至取代标准用工形式,都将劳务派遣限定在“临时性用工”范围内,也就是说,劳务派遣是没有辅助、替代岗位这个说法的,这就大大缩减了企业滥用劳务派遣的空间。
    傅达林:在保护临时工方面,我再补充一点:在我国劳动纠纷的处理,仲裁是前置程序,而劳动仲裁委员会又是由劳动行政部门主管,其执法本身就陷入了地方保护主义,仲裁挡在司法程序门口,造成司法救济不便,不利于劳动者维权。
    陈方:这次新《劳动合同法》在派遣方面提高了门槛,不知道在现实落地后有没有太大作用?
    傅达林: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担忧。以许可的方式提高门槛,并不能解决入门之后的种种问题,而且200万也不是多高的门槛,效果的确不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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