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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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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妍  

80后,生于小平故乡,读于小平母校,后转入李鹏夫人之母校继续就读,故常自认有伟人他媳妇之气质。无奈造化弄人,只得转入评论与众男人们抢口饭吃,笃信定能在评论中发散女性之魅惑。现供职于重庆某报社,任评论员兼评论编辑。 本博客皆为个人原创文章,保留版权,转载请告知。 邮箱:laoji0073@sina.com 约稿联系可留小纸条或QQ:6432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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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话能走多远,真相就离我们多近  

2013-03-04 15:15:1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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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妍  《瞭望中国》195期专稿

新年伊始,《人民日报》就在官方微博上表示:“新一年,我们将努力说真话、写实情,让文章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情,更具亲和力感染力,更有可读性可视性,实实在在服务读者。”
 开播19年的《焦点访谈》也在新年迎来首次大改版。不仅节目变得亲民时尚,更是把摄像机交到老百姓手里,让他们自拍说心声。
媒体变化是社会诉求的镜子。说真话,说实话,说心里话,改变假大空的套话,舆论聚焦的背后,是说真话的公共空间与社会环境在悄然发生变化:高层领导身体力行“脱稿演讲”,“八项规定”提倡“开短会、讲短话、力戒空话套话”……这些,都向官场与民间吹进了一股“说真话”的新风。

“讲真话难”成为社会病
2010年两会,全国政协常委张维庆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时痛批官场歪风。他自称从当副省长开始,做高官20年,讲真话越来越难。他认为渠道不通畅,领导听不到真话,官场零规则和潜规则双轨运行,官员说的和做的不一样,会上和会下不一样;下面的人习惯琢磨领导讲话,而不是让讲话服从法治原则;官员对讲真话有忌惮,担心会给自己带来政治风险;解决问题,必须从高层做起。

张维庆是高级官员,他所说的讲真话越来越难,其主语自然默认是官员。在这套系统里,盛行着官话、空话、套话、正确的废话,这套话语体系与真话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却能够相沿成习,成为一种标准的“官场普通话”。前不久,人民日报微博征集“你最反感的官话套话”,响应者众,“高度重视”、“亲自过问”、“有关部门”等上榜,其实就是这种官场话语生态的生动诠释。

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官场假话、套话已经严重脱离民意,让老百姓产生视听疲劳;另一方面也说明,官员讲话已经习惯开启“官腔”模式,言必称“高度重视”、“严肃查处”、“认真整改”,最终却一再不了了之。官腔背后,是真话的虚弱,是行为的务虚,也是一种责任的推卸。正是因为忌惮真话带来风险和责任,官员才习惯用官话来伪装自己;也正是因为习惯伪装,才形成了一种话语惰性与依赖,让官员难说出生动鲜活的真话和人话。官员讲真话难,究其原因,还是权力话语体系清除了真话空间。

讲真话难,这种感受不仅来自官员,也不只是官场的特征。普通公众讲真话的处境,未必比官员来得更轻松。一种话语禁忌,或者说是话语依赖,正在成为一种瘟疫,迅速传染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表现出来的特征,就是社会领域对真话实情的抗拒与封锁,对虚假话语的认可与推崇,对空话、套话、正确废话的思维依赖。

有人列举了人们日常撒谎的种种生态:教育逼人撒谎,小学生接受《新闻联播》采访,懂得配合说“网络很黄很暴力”;职场教人撒谎,一部谍战片《潜伏》被当成职场生存教材,说谎成为一门技巧,善于伪装的余则成,成了办公白领的学习对象;总结让人撒谎,有帖子道尽年终总结的成熟语法: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发展没有不跨越的,功劳没有不是领导的,问题没有不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中国人讲究“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假话文化的底蕴越来越深厚,与这种人生语法或许不无关系。在这种状态下,如果说真话需要付出代价,而说假话越来越成为生存必须,甚至说假话不是恶习,而是一种人生智慧,是明哲保身的方式,飞黄腾达的理由时,那么真话越来越少,假话大行其道,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说真话有代价,但说谎也增加社会成本

三年前的冬季奥运会,女子速滑1500米金牌得主周洋获奖后发表感言,坦言最该感谢的人是自己的父母,随后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表达不同意见称:“感谢你爹你妈没问题,首先还是要感谢国家。要把国家放在前面,别光说完感谢父母就完了。”周洋“知错能改”,随即修正获奖感言,父母排名从第一位降到第五位。

一次有感而发,流露真情与人性的发言,因为打破了运动员获奖感言“先感谢国家”的惯性,就遭到体制批评。体制语言的坚硬,套话的强大惯性,说真话的压力,由此可见一斑。

《皇帝的新衣》里,坚持讲真话的成年人,需要有挑战体制的勇气。真话很重要,这个道理人人都知道,但真话遭遇假话、套话的阻击,说真话不讨巧、不好听,说假话、套话、正确的废话却能够赢得市场和赞誉,至少可以保证不说错话,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当说真话常常被指责,甚至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支付生命的代价时,人们选择闭上自己的嘴,或是选择性地说真话,或是追逐欺骗与谎言,就会成为一种世俗理性。

看中国的历史,许多说真话的人,下场都不是太好。屈原为国事殚精竭虑,却为谗言所害,投江而死;司马迁因为说真话触怒皇帝,被处以宫刑;海瑞上书直陈时弊,结果被罢官……到了近代,经历各种运动“洗礼”之后,“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成为许多人明哲保身的处事哲学。巴金就曾把那段“在谎言中过日子,听假话,说假话”的经历,比喻成“心灵的欠债”,在他看来,自己和别人在那段日子的所作所为,实在不能理解。

这些事例其实都说明,所谓“良药苦口”,说真话并不难,但真话却常常不好听,甚至非常刺耳,会暴露许多社会现实问题。如果倾听者,尤其是掌握权力的人,没有起码的雅量,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只愿意做“鸵鸟”,把脑袋埋进沙子,不看也不听,从内心深处拒绝真话,甚至以“阴谋论”指责真话居心叵测,动辄打压真话,那么普通老百姓不愿、不敢讲真话,逐渐丧失说真话的勇气,就是人之常情。

权力排挤,是人们真话空间被压缩的重要原因,但喜欢听恭维自己的假话,厌恶批评自己的真话,也是人性。现实生活中,因为某些目的,为了炫耀自己、获取利益、吹捧别人或是隐瞒真相,人们也常常会说一些大话、假话。

市场为了提高知名度与销量,会做虚假宣传、隐瞒危害真相;职场人为了升职加薪,会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选择性地拿一些更漂亮的数据或谎言,去做业绩总结;权力部门为了追求政绩,会拿出名不副实的统计数据,浮华无用的面子工程,去彰显成绩,掩盖问题。当说假话的人不仅不会受到责罚,反而官运亨通、飞黄腾达时,说假、作假就很难与丑、恶联系在一起,反倒会转化成社会流行的厚黑文化,成为人们争相效仿的对象。

真话不畅,小道消息才容易四处传播。信息失真,中国人的交往成本才不断加大,人与人之间的内耗形成了不必要的负担,当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我不相信”,社会不信任情绪、诚信问题便急剧爆发。这种诚信契约失守的状态下,人们又只能依靠送礼、行贿等不正常的形式,去联络感情,获取别人信任。无规则、不公平的状态,又进一步撕裂了社会信任感。

说真话,就要允许说错话

尽管讲真话并不容易,却不代表真话失去了价值。即便是在讲真话极其困难的时代,真话还是有的,社会更不缺乏讲真话的人。爱听好听的假话、趋利避害是人性,但人对真话、真相、真理的追求,更是天性。没有人愿意一直生活在虚假中,被谎言欺骗,永远做一个不明真相的观众。

在众多打破套话讲真话的人当中,江苏省启东汇龙中学高中学生江成博算是一个典型。在一次例行的“国旗下的演讲”中,江同学没有按既定规则发表严格“把关”后的“远大理想”演讲,而是换上了自己另外精心撰写的演讲稿,言辞激烈地抨击了当前的教育制度,一时令舆论震动。

江成博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说出了很多人想说却一直不敢说出的真话,他怎么抨击和挞伐当下教育制度并不重要,他讲得对不对也不重要,关键是他拥有一份打破理想假象的勇气,拥有表达真实想法的意识。在江成博自由表达的另一面,也应该看到校方的表现:学校没有关掉他的麦克风,也没有责难他。这种宽容自由表达的行为,同样值得鼓励和赞美。

这其实也说明,讲真话,首先就要让人说话。只有允许人们自由地表达,个人真实的想法才能流露出来,真实的情况也才能显示出来。也只有在自由的话语广场中,谁真谁假才能够一目了然,真理才能在这种辨识中熠熠生辉。“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只有让人说话,才可能在众多话语中听取诤言,发现真相,追求真理,最终让人们发现问题,弥补漏洞,解决问题。

让人讲真话,也要拥有允许别人说错话的诚意。真话并不总是正确,但真话是人们内心的真实想法。尽管有时候,某些想法未必都准确无误,甚至很多时候是偏激和片面的,但我们仍要鼓励讲真话,是因为当所有人都讲真话时,谎言就没市场,欺骗也就难行其道。历史无数次证明,人类世界最多的是谎话,而不是错话。对一个社会来说,真正可怕的不是说错话,而是绝对正确的权力主导下,对所谓错话的阻击,对谎话的宣扬。讲错话并不可怕,社会进步本来就是在一次次“试错”中推进的。

更何况,所谓“对错”,本来就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同一句话,一旦触犯了某个群体的利益,在那个群体看来,这可能就是“错话”;但拿到社会角度去评判,或许就是完全相反的结果。也因此,只要话语真,任何社会都应该有宽容“错话”的雅量,有鼓励说“错话”的诚意。说“正确的废话”并不难,难的是在异口同声中,说出异见的见识和勇气。

十八大之后,说真话被当作一种政治新气象的举措提了出来,许多官媒也陆续跟进,称要“说真话,讲实情”。让人说真话,其实就是通过释放“讲真话”的风气,让社会拥有让人说话、允许说错话的环境,人们才可能主动祛除说套话、假话、空话的惯性,摆脱说假话套话的思维依赖,敢于说真话、说人话,并最终落实到行动上,脚踏实地做实事,孜孜以求觅真相,诚恳踏实寻真理。真话有多远,真相就有多近。也只有说真话,人们才可能“活在真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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