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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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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妍  

80后,生于小平故乡,读于小平母校,后转入李鹏夫人之母校继续就读,故常自认有伟人他媳妇之气质。无奈造化弄人,只得转入评论与众男人们抢口饭吃,笃信定能在评论中发散女性之魅惑。现供职于重庆某报社,任评论员兼评论编辑。 本博客皆为个人原创文章,保留版权,转载请告知。 邮箱:laoji0073@sina.com 约稿联系可留小纸条或QQ:6432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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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泾渭分明,求解任重道远  

2013-11-20 11:04:0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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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妍  《阳光》第160期专稿

民国《大公报》总编王芸生知道记者唐振常被特务抓了之后,致电上海市长吴国桢,“今晚不放人,明天就登报。”在《新快报》那篇石破天惊的“请放人”头版横空出世之际,“两根穷骨头”的宣言让不少人想起了民国报人的这段话。

以央视那段重磅炸弹般的新闻为分水岭,《新快报》陈永洲事件遭遇了让人目瞪口呆的剧情反转。前一天,陈永洲的声援者还在慷慨激昂地发表“战斗檄文”;后一天,在央视认罪的陈永洲,就反过身去狠狠抽了他的战友们一记响亮的耳光。眼冒金星的《新快报》和媒体圈人士瞬间沦为笑柄,陷入所托非人的尴尬境地,而整个行业也因为一个同行的灰色操作,成为众矢之的。

短短数日,形势急转直下。围绕陈永洲事件,幸灾乐祸者有之,痛定思痛者有之,奔走呼吁程序正义,依然保持战斗姿势者有之。反思也好,反讽也罢,对陈永洲事件前后截然不同的舆情态度,反映的不只是为陈永洲“全情背书”者的全盘皆输,它其实更像一场集体溃败,那就是身处社会酱缸中的个体、行业乃至权力,似乎没有多少人能做到洁身自处。没有谁是圣人,也让这件事的争议陷入某种死结状态。

“硬骨头”死磕程序正义

从《新快报》刊出头版战书那一刻起,出于一种兔死狐悲的共同体心理,也出于报社为记者两肋插刀的仗义激赏,那几天,国内媒体圈人士纷纷利用他们手中的各式麦克风,从个人掌控的微信、微博自媒体,到报社、网站的官方微博,再到报纸等正式刊发渠道,都在向同行陈永洲的命运表达关注和声援。

纷纷起身声援的各路媒体及意见领袖,无需使用春秋笔法,他们只是心有灵犀地把目标对准“程序不正义”,死守“入罪标准”和“职务行为”这两项辩护理由,再把长沙警方跨省拘捕时,疑似使用中联重科提供的“奔驰商务车”,在镜头面前放大、追问。这场捍卫记者正当职务权利的战役,本来已胜利在望。

虽然当时,已经有陈永洲“承认收黑钱”的消息在流传,也有对连续十几篇针对中联重科负面报道的可信度质疑,但是在“警权滥用”的程序不正义指控面前,这些似乎都显得微不足道。新闻人被点燃的怒火,正在不计后果般势如燎原,从南到北,诸多报馆多剑合璧,直指“损害商业信誉罪”,指责“有罪推定”,认为警方跨省追捕明显是滥用刑事司法权的体现,呼吁整个事件回归法治轨道。彼时媒体人的心情,用壹读杂志出品人兼主编林楚方的发言来说:“大家的愤怒绝不是为记者可能存在的问题背书,而是对警方粗暴执法的抗议……令人不得不团结起来说:请放人。”

几天之后,“放人”的慷慨之音言犹在耳,陈永洲却陡然在央视认罪,仿佛一记闷棍,打得大把“硬骨头”们眼冒金星。不过,很快,一些“骨头”苏醒过来,努力站稳脚跟,看准了防守反攻的位置:他们死守“程序正义”,强调在法庭审判之前以如此形式播映陈永洲的供认,实乃“未审先判”、“自证其罪”,CCTV成了“央视法院”。他们没有认输,而是迎难而上。

总之,这些“硬骨头”坚称自己当初对《新快报》和陈永洲的声援并没有错,因为“并不是为他个人背书,而是在为程序正义背书”。程序正义是个好东西,可是,在一个法治精神尚不健全的国度,对普通人来说,程序正义或许远没有结果那么神圣。这也许正是肩扛程序正义大旗的媒体人,不得不面临的尴尬现实。在不少公众心中,被印上污点印迹的记者自从进入央视那一刻起,就已经连带着整个行业,成为反面教材,在未来的日子里势必会被反复咀嚼,沦为话柄。

行业与社会的自省

为挽回一个节操或许并不能经受审视的记者,一个行业几乎赌上了自己的声誉。在舆论环境严峻的当下,这一事件让许多人担忧会授人以柄,并殃及池鱼。果然,就在陈永洲认罪后不久,公知的对立阵营就杀将出来,直指媒体隔空高喊放人是罔顾记者涉嫌犯罪事实,媒体不仅要反思记者的德行,更要反思借舆论之公器行护短之实的话语霸权。

针对这单反转的个案,媒体中当然不乏自省者。“红包”、“车马费”之类的灰色收入,早就是中国记者间的行规,而保护费、封口费则比宣传费、开口费更加金额巨大。针对“黑吃黑”这类媒体行业溃烂之现状,不少知悉行业内情者真诚悔悟、低头反省,祈愿以实际行动度过行业的信誉危机。而因为担心“自我反省”会成为被借势打压舆论监督的工具,报纸则更愿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将媒体自律与新闻监督进行一分为二的拆分看待。当然,也有一些媒体人对低头反省整个行业的“理中客”嗤之以鼻,并言称:一个坏记者,乃至一个坏报社,毁不了一个行业……但如果暴力机器常常都被调到“非法模式”,它一定会毁掉所有人的生活。

相较于媒体自身的反省,更有人愿意把此事归纳为一场社会危机,这里不仅有权力的堕落,也有社会的溃败,需要整个社会去反省:地方媒体受制于金钱,涉嫌商业受贿,央视则受制于权力,未审先判;企业非法竞争,脱离市场规制而行,出现纠纷也没有付诸司法程序;两败俱伤后,对媒体行为的约束,没有通过民事诉讼进行,而是警察权与监管权双管齐下。

在这场一地鸡毛的事件中,似乎没有谁比谁更清白,只有谁比谁更烂。不堪的现实,让围观者不禁叹息:坚持自我认知的价值与舆论立场容易,但治愈集体溃败的脓疮,社会何时才有治病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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