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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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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妍  

80后,生于小平故乡,读于小平母校,后转入李鹏夫人之母校继续就读,故常自认有伟人他媳妇之气质。无奈造化弄人,只得转入评论与众男人们抢口饭吃,笃信定能在评论中发散女性之魅惑。现供职于重庆某报社,任评论员兼评论编辑。 本博客皆为个人原创文章,保留版权,转载请告知。 邮箱:laoji0073@sina.com 约稿联系可留小纸条或QQ:6432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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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3七日评话题:民间助孤如何摆脱悲凉底色  

2013-01-13 21:53:4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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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13七日评话题:民间助孤如何摆脱悲凉底色 - 李妍 - 李妍
 
本期话题观察员:刘采苹 《燕赵都市报》评论员  张金岭  《齐鲁晚报》评论部主任  李妍《重庆时报》评论员
 1月4日,河南兰考一场火灾夺去了7名孤残儿童的生命,同时,也把“爱心妈妈”袁厉害式的民间收养困局推到了公众面前。尽管兰考县已启动问责机制,但争议仍未结束。
兰考大火暴露文明底线上的民间苦痛
    刘采萍:袁厉害是本周对社会震动最大的新闻人物之一。媒体用“始自爱心,终于痛心”总结发生在她身上的悲剧。然而,这样的遭遇却绝非孤例,与袁厉害相似的助孤困境,两位一定不陌生。
    张金岭:据我了解,中国民间类似的,处在法律边缘的收养行为,其实很常见,只不过少有家庭一下子收养这么多孩子。
    李妍:一件明明是出于良善之心的好事,怎么会成为一种困境呢?可是,现实真的像袁厉害妈妈遭遇的那样:有一份善心,愿意出一份力;但是收入微薄,收养孤儿也只能勉强糊口,至于健康、安全、教育,都没法谈。这可能是现在民间助孤,特别是渐成规模的家庭的一种基本状况。兰考大火,揭开了民间助孤困境的冰山一角。
    刘采萍:本报也报道过类似“大家庭”般的民间收养抚育孤儿事例。曹春生的东方希望儿童村、武安李丽娟和安平王小芬两位“爱心妈妈”,还有唐山滦县高淑珍开办的“爱心小院”,都有这个特点。当然,在社会和地方政府的关照下,他们没有发生过袁家那样的悲剧,而被人们敬为大爱楷模。但是,长期跟踪采访他们的记者告诉我,他们所遭遇的困难一点也不比袁厉害少。为了养育孤残孩子,有的从“小康”甚至“大款”,变成了四处化缘的“祥林嫂”。这样的困境在媒体关注之外,一定更多。
    张金岭:出现袁厉害这样的爱心人士,其实是中国社会灰色地带太多的原因。兰考这个地方,政府没有对孤儿尽到应尽的责任,这是民间收养存在的根本原因。现在一些地方民政部门对这种收养态度很微妙。像对待袁厉害,民政部门平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落得清闲。试想一下,如果袁厉害不出事,还有可能被塑造成个道德楷模之类的典型。这样政府既省了心省了钱,自己地面儿上又产生了一个模范,真是非常划算的事情。
    刘采萍:看完新闻有人说:“(孤残儿童)连这种活儿法,也没法维持了”。我理解他的意思,对于袁厉害家的那些孩子来说,虽然生活环境、教育质量都不敢去较真,但好歹有人惦记着他们的生存。这真是一种“人权之下的生存”,是最低质量的生存。要不是这次以死伤这么多的极端事件成为新闻,我们的社会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这些孩子也是有生存的“必要条件”的,而我们给他们的“必要条件”,就是一个袁厉害那样的家。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不是有种说法吗,如何对待流浪乞讨人员,是一个社会“文明的底线”。那么如何对待这样的儿童,更是“文明的底线”。饥荒战乱时代,这条底线可能无法保持,但当复兴、崛起、发展这些成为主题词的时代,这条“底线”还失守,而且失守得这么悲哀这么残忍,那真是和“文明”相悖太远了。
    张金岭:兰考大火事件,真正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社会的背面,以及生活在背面的中国人卑微的生存状态。我个人觉得,兰考的这场大火,烧出了中国社会的人道底线。判断一个社会的人道状况,只能从最低端看,哪怕你的宣言写得再精美,只要还有孤儿生活在如此悲惨的境地里,我们一切主流语言的描述,都会黯然失色。
朴素爱心不该承受不公正的双重重荷
    刘采萍:透过新闻我们得知,兰考从警察到出租车司机到医院大夫,都知道:碰到被遗弃的残疾婴幼儿,可以把他(她)交给袁厉害。在很多人心里,也是承认袁是个“好心人”的吧。但是,当火灾烧死7名儿童这样的悲剧发生时,质疑立刻涌来:她尽到责了吗?她有这个能力吗?甚至,她是真的为了孩子吗?这样的质疑也常常指向与袁厉害有相似经历的人。为什么民间收养或救助,特别容易引起争议呢?
    李妍:袁厉害以一己之力,背负政府应该承担的巨大公共职责,这是一种悲壮;抚育孤残儿童,从一种道德正能量,到最后面临“非法收养”的问责,这是另一种悲壮。
    我觉得不仅是民间慈善救助容易引起争议。对当下慈善而言,从官方到民间,哪个没有引发争议呢?公信力,几乎成为普遍的问题。对袁厉害妈妈的争议,其实也算是当下民间救助的困境:他们做善事,却苦于没有公共部门支持;自然,他们的行为也就没有一个透明、公开的途径呈现给大众。不公开、无透明,从来都和争议质疑相伴。所以对那些愿意真正做点善事的人来说,这很尴尬,也很伤心。
    张金岭:我觉得,哪怕是袁厉害有些缺点,只要她在收养过程中没有故意对孩子造成人身伤害,也是可以谅解的。在当下的中国,谁肯为一群这样的孩子付出这么多呢?我们有什么资格指责人家?哪怕生活条件差,但这些孤儿毕竟在她这里活下来了,生存权得到了保障。而保障公民的生存权,本来就是政府最重要的义务之一。
    可以这样说,如果袁厉害有缺点——— 比如孩子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那也不应该追究袁厉害的责任,而首先应该追究地方政府领导人的责任。这个责任无论从行政上,还是从法律上,都应该很容易界定。当地政府没有任何资格挑袁厉害的毛病,自己该干的事没有干,推到一个公民身上,当地政府没理由对一个公民提出道德要求!我看到一些舆论对袁厉害的挑剔,心里很不是滋味,我有时很怀疑一些人,包括一些专家的是非判断力……
    刘采萍:她为我们这个社会、为公众承担了很多责任。有个记者跟我说“谁愿意养那些孩子,每个月给他1000元,让他养一个月试试……”我估计没有多少人真敢去“试试”。那么,人们承认他们的“大爱”,又为什么对这样的形式无法放心呢?我觉得,政府的暧昧态度,是造成民间收养救助陷入许多困境的根本原因。政府的态度怎么个暧昧法?袁厉害们默默无闻、独自行动的时候,政府机构往往漠视,甚至嫌给地方丢脸,;而一旦媒体关注多了,就赶紧做做样子,如果央视报道了,马上盖房子给钱,倒成了一桩政绩。这种态度的转变令公众很反感,而这份反感,有时又会延伸成对救助行为的不信任。
    李妍:“要么不管不问,要么过度包装”,除了损害民间慈善的公信力之外,还有一种结果:这样的舆论造势下来,许多参与救助的个体,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去承担自身不可承受之重。比如袁厉害,据说后来人们看到弃婴,就直接交给她。她为盛名所累,即便早已超出了个人能力范畴,也不得不被动接受。
    而在另一面,官方却把持着救助的审批、资金等通道,轻易不向民间放开。比如袁厉害做的事情,当地几乎家喻户晓,可这么多年硬是连完整的收养审批都没有,最后被扣了个“非法收养”的罪名。公共部门不做事,但是占着坑,结果民间人士想做,却没审批、得不到支持,甚至不能更好地得到社会资源的支持。于是想做好的也做不了,只能因陋就简地维持下去……
    张金岭:社会福利有些方面进步了,但有些方面却衰退了,比如国家对孤儿的抚养责任,存在着重大缺憾。
    我小时候,住在鲁西南的一个小县城里,那时虽然很穷,但县城还有一个福利院,弱智和残疾的孩子都能得到很好的照料,虽然条件差些,但毕竟有一份人性的温暖在。我记忆中,后来福利院的孩子里,能上学的都上学了,不能上学的,政府都在县里的国营企业给安排了工作,吃上了“商品粮”,这在那个时代的县城是高人一等的社会身份。但不知什么时候,县里的福利院给撤了。兰考要建福利院,我才知道这个县原来也没有福利院。从这种情况看,社会发展导向确实有需要反思的地方。这个责任其实不在兰考民政局,也不在兰考县,而是整个中国社会的大课题。
政府助孤是尽义务别拿“没钱”说事
    刘采萍:其实不仅兰考没有福利院,目前国内多数县(市、区)都没有专门的儿童社会福利机构。最近民政部披露,我国现有孤儿共约61.5万名,其中由民政部门儿童福利机构养育的孤儿10.9万名。但是,我们现在知道了,在袁厉害收养的34名孤残儿中,只有6人在官方低保名单上,大多数没有领取“孤儿补助”的资格,很多孩子是户籍上的“黑孩”。可以想见,在50万孤儿中,这种情况也一定很普遍。那么,国家对他们尽到应尽的义务了吗?这种义务,是一句“没有户口”或者“没有登记”就可以推卸的吗?政府的义务,最终又被推卸给了谁?
    李妍:民间救助,政府有责。兰考大火之后,当地问责了一批官员。所谓问责,就是拷问他们的尽责与否。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可能还只是一种惯常的形式上的问责。就是说,出了一个公共事件,按照程序,需要有官员来承担责任,就按这个程序把问责的结果放出来。许多人质疑:问责的,怎么都是芝麻绿豆官?为什么问责这些人?他们在这件事上究竟承担怎样的责任?通过问责又如何完善体系……都没个交代。一个太过模糊的问责程序,只甩出结果,却让人看不到继续走下去的路线,这样的公共责任承担,恐怕也让人难以乐观。
    刘采萍:“民间救助,政府有责”还真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现实的传统。中国从唐朝起,就开始拥有比较完备的恤孤养老慈善机构,朝廷一直对佛寺收养孤寡老人和流浪儿童的善举给予经济资助。在最重视慈善事业的宋代,救助流浪儿童更进入专业化阶段,不仅养孤,还要资助他们免费上学。至近现代,官方对民间救助的支持也从未断绝过。上世纪20年代,熊希龄先生开办流浪儿童救助机构“香山慈幼院”之初,是时任大总统的徐世昌斡旋协商,为他争取到了曾为皇家园林的香山公园作为园址。可见当时这项事业和责任,在整个政府体系里受重视的程度。
    现在的问题是,公众一提“责任”,地方政府就提“能力”——— 说白了,就是钱的问题。没钱、没能力,或者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面对这样的回答,民间助孤不堪重负而又无人支持的困境,难道注定是个死结?
    李妍:我觉得,在当前很多地方,公共财政如何使用,很多时候首先并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意愿的问题。比如在兰考,当地有钱建设什么财税大楼,却没有钱去供养一百个孤儿,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即便真的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支持,那么通过政府对公共资源的集结能力,整合一些民间资源去帮助民间做这些事情,不也可以吗?关键不是有没有能力,而是愿不愿意——— 愿不愿意花钱、花时间去投入和尽责。
    张金岭:政府要把难处归到钱的问题,那就是借口。把政府失责归于钱的问题,是违背常识的。以当下一个县级财政的力量,供养境内的孤儿,建个孤儿院,绝对没有问题,如果一定说有问题,那是昧着良心说话。其实还是个公共资源配置问题,地方政府往孤儿院这里配置资源的冲动,现在看来是个零。这才是问题的要害。
    退一步说,政府真拿不出足够的钱,对民间收养也必须给予必要的扶助。这个必要,不是象征性的给点儿,而是必须承担大部分费用,才能和政府的责任相符。
民间助孤期待人性温度与制度力量
    刘采萍:我们看到民间助孤这么沉重和悲凉的背景,那么,就必须谈谈如何为之增加温度与力量。1月9日,民政部终于正式回应了兰考事件,承认兰考火灾暴露了孤儿救助体系存在漏洞,并称,未来将在县级建设更多儿童福利院,同时积极推动修订、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进一步鼓励公民收养,并把民间收养纳入监管。这种态度的转变,是改善的第一步。两位对此有怎样的期待?
    李妍:我注意到,国外对孤儿救助多是采用家庭形式。因为通过收养或长期寄养家庭照管,向孩子提供一个永久性的替代家庭,要比在一个机构照管孩子更好一些。所以我觉得,政府集中建设儿童福利院院,当然是孤儿救助一种最直接的方式,但可能未必是最好的方式。民间家庭收养,可能也是一个大的方向。政府在这个趋势中要做的,我认为首先是要放开公民收养的门槛。另外,对民间集中收养的,是不是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放低审批门槛?
    刘采萍:据我了解,被民间收养的孤残儿童,有一些,可能还是有机会进入特教或者社会福利机构的,但是他们在那里往往遭受歧视,或者丧失家庭感。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缺乏完整的社会交往关系。而“爱心小院”、“爱心家庭”等方式,也许目前更利于孤残儿童的成长。但问题在于,这种收养救助往往因经济压力难以为继,或者条件过于简陋。政府应当尽快考虑对这种方式进行规模化、程序化资助。更重要的是,必须明确这种资助是各级地方政府的法律责任。
    李妍:让民间放手做孤儿救助的好事,这是第一步。其次,应该主动承担起民间收养者的养育资金,保障孤儿能在最类似家庭的条件下,拥有安全无忧的生活。财政资金投入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需要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对这些民间助孤家庭给予应有的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帮助。当然,这当中,除了提供公共服务外,还需要监督一些借此盈利的行为,保证民间救助的透明与公正,这也算是一种政府责任。
    张金岭:政府还要善于和社会合作,只要为孤儿着想,总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哪怕钱袋子真紧,也要拿出社会动员的智慧和能力。其实很多家庭都有收养孤儿的意愿,如果政府能给予扶助,愿意收养的家庭会更多。我们过去很穷的时候都能办得起福利院,现在倒办不起了,这真是咄咄怪事。
    必须强调的是,在抚养孤儿这个问题上,政府无论义务还是良知,都没有任何退路。保障基本人权,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责任,不要说自己国家的公民,就是个外国孤儿流落到中国,政府也有责任抚养,这是一个文明国家政府的伦理底线。我还是那句话,不能对公民提太高的道德要求,只要政府守住人道底线,担起自己的责任,民间慈善的力量一定会滋养出来,我相信中国民间的道德资源是丰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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