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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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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妍  

80后,生于小平故乡,读于小平母校,后转入李鹏夫人之母校继续就读,故常自认有伟人他媳妇之气质。无奈造化弄人,只得转入评论与众男人们抢口饭吃,笃信定能在评论中发散女性之魅惑。现供职于重庆某报社,任评论员兼评论编辑。 本博客皆为个人原创文章,保留版权,转载请告知。 邮箱:laoji0073@sina.com 约稿联系可留小纸条或QQ:6432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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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钱减刑”更需修复公共权利剥夺感  

2010-02-10 22:53:08|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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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钱买命”、“赔钱减刑”,在一个贫富差距日渐拉大的社会里,这样的字眼无疑挑动着普通老百姓那根事关公正的敏感神经。或正是因此,最高法于9日公布了《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了刑事案件中“赔钱减刑”、“花钱买命”只能适用于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主观恶性较深的案件,即使积极赔偿也不能从轻处罚。(2月10日《中国青年报》)
       尽管此次最高法将“赔钱减刑”的适用范围大幅缩小,但在不少公众心目中,“花钱买命”、“赔钱减刑”仍几乎等同于有权有势的人,嚣张跋扈地向穷人挥舞着拳头,叫嚣着“用钱买你一条命”的可怖场景。法律面前本该人人平等,当法律沦为了以金钱为计量单位的正义时,人们难免就会担忧,这样的金钱与法律的交换,不仅无法救济穷人的权利,反而会变身成富人的法律豁免符。这是此前杭州胡斌飙车案、孙伟铭醉驾案发生后,公众对富人“花钱找人摆平”的言论,以及“赔钱减刑”的判罚义愤不已的根本原因。在这些富人与穷人对峙的案件中,一种深重的权利剥夺感始终缠绕在普通公众心中,挥之难去。
     “赔钱减刑”的本意,本在于在犯罪已是既成事实的情况下,与其纠缠其中是非曲直,不如对受害方积极施以经济补偿,解决受害方的现实困难,这比无谓的判罚似乎更具现实意义,对受害者和犯罪人来说,也似乎是一种双赢。但在现实的施行中,由于极可能出现金钱裹挟法律的司法腐败,这就难免让公众担忧:“赔钱减刑”会否沦为富人的施恶许可证?“花钱买命”、“赔钱减刑”究竟有没有一个清晰的适用边界?
     从这个角度来说,此次最高法首次明确了“赔钱减刑”、“花钱买命”的适用范围,仅将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激化引发的犯罪纳入其中,同时明确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主观恶性较深的案件,即使积极赔偿也不能从轻处罚。这种界定对“赔钱减刑”走向更为公正的向度,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但这仍然很难说,“赔钱减刑”就此能实现真正的法律公平。“赔钱减刑”之所以在公众心目中能引发强烈的反弹,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赋予了富人法律豁免的特权,只要有钱,即使不是真心悔罪也能被赦免;而一个穷人即使真心悔罪,也会因拿不出补偿而被判重罪。而在富人受赦免的过程中,被害方往往因为物质的现实需要,被动接受了经济补偿,但在精神上却极可能并未达成谅解。这些,都极易形成权贵阶层对普通公众的权利剥夺。
      这就要求必须要有一种对应的权利,来制衡“赔钱减刑”赋予富人的豁免特权。比如,对但凡实施“赔钱减刑”的案件都引入第三方监督机制,由法律专业人士、普通公众等组成监督委员会,对案件是否适用“赔钱减刑”进行调查。同时,此类案件审理也应做到司法的全程透明,不仅要向公众公开案件事实及审理过程,还要对犯罪人悔罪态度、赔偿情况,以及受害方与犯罪人间达成谅解等情况及时予以披露。在此中,受害人及其家属是否真正与犯罪人达成谅解,以及社会公众对案件社会影响的反应,理应成为是否减刑的重要考量因素。
      只有当“赔钱减刑”处于一个公众制衡、权利公平博弈的平台上,法律才不会有失公允地成为某一方的特权,这是遏制司法腐败及不公的重要方式,更是修复被权贵特权所激发的公共权利剥夺感的重要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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